□邵留成（常州）

 我作为爷字辈的汽车客运企业退休职工，对于汽车这个现代化产物，虽然打了三四十年交道，但比起我孙子出世后凡体检、打预防针均一概“打的”，要大逊风骚，让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      解放那一年，我正是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年纪，不要说坐汽车，就连汽车是啥样子都不晓得。我们乡镇那时较闭塞，要上城办点事儿，非得起五更睡半夜的，全靠两条腿在一米左右的土路上疾走。三四十里地，到城里也就是刚刚开市时分。但是，我从小学到初中，从未上过城，更不用说见到汽车了。六十年代到部队当了几年汽车兵，摸着方向盘，那种脚踩油门、汽车奔驰的感觉真叫爽！退伍回来后又干上了汽车客运行当，对汽车的相识相知更深切了，也耳闻目睹了汽车客运事业的沧桑巨变。

     常州汽车站六十年前仅有几间仅能遮风挡雨的芦席棚子，十六辆破旧不堪、总座位不足三百座的外国杂牌客车，且大多以木炭或白煤作为燃料，难发动，易抛锚，速度慢。开过这种老爷车的退休司机陈仲英师傅曾给我说过一段顺口溜，说那时的客车是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下车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”，多么形象、多么贴切的老爷车写照。据陈师傅说，这种车跑一趟常州至武进漕桥，三十多公里行程，现在不过三四十分钟，那时一般都要二三个小时，弄得不好要半天。我的眼前，呈现出一幅《蜗牛爬行图》。

我退伍进入公司时，所有的客车全部国产化了。“汽车站里汽车多，不是上客就是下客”，这里套用一段山东快书里的大实话，是想说明常州汽车站担纲全市客运主力军，其繁忙景象可想而知。汽车多是事实，就像饭店里食客多、医院里病员多一样。但旅客能否走了、走好、走安全，又另当别论了。

就说这走了、走好吧，平日里还可应付自如，但碰到节假日，特别是每年一遇的春节，潮涌般的客流顿使运力不济的企业捉襟见肘，当时仅有的七八十辆客车难以招架。旅客购不到票，候车室人满为患，让客运职工愁眉不展，让归心似箭的旅客心急如焚。

急中生智的客运人，当然只能“靠车吃车”了。这时，相对空闲的货车便粉墨登场充当“客车”角色——车厢上方用篷布一搭，两边放上长条木椅，“代客车”便应运而生了。就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缺，饥民为了裹腹只好“瓜菜代”了。什么东西加上个“代”字，味道就不一样了，跟“正宗”的差老鼻子了，档次上更是“四两棉花——弹（谈）上”。

代客车核载三十六人，要有二十来人站立。有时客涌，硬往里塞，也能挤个四五十人。这种车因其主要职能是载货，所以避震设备差，加之当年那种坑坑洼洼的砂石路，车子颠簸起来比跳迪斯科还疯狂，一路疾驰，尘土飞扬，行人避之唯恐不及。坐在后边的旅客最“沾光”了，到达站点一个个都变成了“灰公公”啦！

那年春节运输，我们机关干部到车站服务，主要是帮助带引旅客上车。站场上，一队队旅客长龙在我们引领下，井然有序、准确无误地登上他们热切盼望的探亲车。一天上午，一行全家五口的上海旅客来车站乘车回武进老家过年。他们见到要乘代客车直摇头，硬是不肯上，还口口声声说这是“猪猡车”。别的旅客受其传染，也加入了他们的“抗议”队伍。正值春运高峰，车辆周转不过来，代客车都列入了调度计划，上了路牌，是铁板上钉钉动不得的。站务员忙得焦头烂额，隆冬时节头上却直冒热气，哪有耐心“换位思考”，用手一指，你们今天就乘这辆“猪猡车”，弄得双方动起干戈，有鼻子出血的，有眼睛青紫的……那种血腥的打斗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挥之不去。想不到，公司为“走了”想的“急办法”，却使不少旅客为不能“走好”遭了罪；想不到，全家老少欢欢喜喜回乡团聚，却因为坐车问题闹得没能过上安稳年。难道都是“代客车”惹的祸？我作为一名客运职工，一直为“代客车事件”深感内疚，幻想有朝一日代客车不再在节假日流行，旅客不再为坐什么车犯愁。

东风吹来满眼春，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公司带来了勃勃生机。三十年来，公司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巍峨挺拔的常州汽车客运站作为标志性建筑，屹立在常州北大门。上万平方米的候车大厅，宽敞明亮，设施先进，连检票都电脑化了。三百余辆中高档客车，豪华气派，座椅全为软席，普客、快客、卧铺车品种齐全。在坦荡如砥的黑色公路上，带有海豚标记的公司客车驶向四面八方。车站上，夕发朝至的班车，几分钟一班的短途快客，密集的班次，基本上能让旅客随到随走。节假日再也不见了代客车的踪影，它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，定格在历史的屏幕上，渐行渐远……